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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評傳》——二、新構想的背后

  • 時間:2017-05-30 00:29:12         
  • 二、新構想的背后

    在對李清照生平的評述和對其作品的解讀時,本書分別采取了一條不同

    于他人的思路和運用了一套較為獨特的方法,擬統稱之為“新構想”。對此,

    因有馬克思主義關于“天才的猜想”說作依據,所以不怕有人對其中的“猜

    測”成分說三道四,倒是從另一方面很擔心這一“新構想”可能被誤解成文

    學研究的“福爾摩斯”或“神探亨特”。誠然,拙著中試圖運用一些泊來的

    方法,但這絕不意味著筆者拋棄了土生土長、歷史悠久、行之有效的傳統方

    法。相反,對傳主內心隱秘的破譯和對其某些難度較大作品的解讀,首先是

    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之上。

    (一)以信史為依托

    信史是指誠實可信的歷史。在我國能夠擔當起“信史”這一美名的,主

    要是指《春秋》以來的紀事翔實的正史。李清照的事跡見于正史的僅廖廖數

    語:“女清照,詩丈尤有稱于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①

    這則記載對于研究李清照來說,無疑是十分寶貴的。但因其過于簡略,對于

    要寫成一部有一定規模的思想家評傳來說,又遠遠不敷使用。所以上述借他

    山之石以攻玉,或稱曲徑通幽之法曾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然不管用什么方法、

    也不管將踏破多少雙鐵鞋,筆者對本書的最起碼而又最嚴格的要求是,必須

    以可靠的史料為依托。而且,在這方面,黃盛璋、王學初等許多前輩學者曾

    辛勤衷輯,已為我們作出了示范。然或由于各自發現、引用材料的視角不盡

    相同,只要我們經過一番努力,當仍能有所創獲。所以眼光既不能離開已為

    人們所熟知和使用的材料,又要盡可能地擴大視野,充分發掘正史及其它與

    傳主有關而又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史料,以使自己的研究能夠更進一步并

    取得一些新的成果。

    研究柳永的專家,曾從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搜尋到有關柳永的重

    要史料,從而糾正了關于《望海潮》的系年錯誤等問題,這亦給筆者以很大

    的啟發。然《續資治通鑒長編》是一部編年體的北宋史,而李清照是一位生

    活于南北宋之間的人物,不僅如此,李燾此著系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

    較之原書已有殘缺,而這殘缺的部分,又恰恰是李清照生活中的重要年份,

    因而筆者雖在閱讀此書時有所收獲,但仍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于是,筆者的

    注意力轉向與李燾是書相續的另一部編年體史學要籍《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此書由南宋李心傳所著,專門記載南宋高宗一朝的史實,而李清照晚年的生

    活在時間上亦大致與高宗一朝相始終。經過一番披覽搜尋,筆者果于其中獲

    得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同時,筆者十分重視對《宋史》的翻檢利用,二者相

    互印證,使我們對傳主的研究似可更進一步。這里姑舉兩例。

    一、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七十六紹興四年五月載趙思誠除中書舍人時,殿中恃御史常同曾言:“思誠,挺之子,挺之首陳繼述,實致國禍,??豈可使其子尚當要路。”《宋史》卷三百五十一《趙挺之傳》亦載挺之“拜御史中丞,??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指,偷使建議紹述,于是挺之排擊元拓諸人不遺力。”同書卷三百二十九《鄧洵武傳》所附《鄧洵

    ① 脫脫等《宋吏·豐格非傳》,中華書局1977 年版。

    武傳》,亦言挺之為當時“助紹述者”中的重要人物。這些記載是一致的和

    可憑信的。二、《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紀》載,崇寧二年九月曾“詔宗室不得與

    元佑好黨子孫為婚姻”。①

    對于第一條材料,需要說明的是“首陳繼述”的“繼述”二字,它不是

    修辭和訓詁意義上的“繼承”,而是特指繼承宋神宗所實行的新法:“哲宗

    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章)淳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于

    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②。熙寧、元豐是神宗年號,元

    祐是哲宗年號。神宗時重用王安石等人推行新法。但這位既受史家稱道又同

    時被針砭的神宗皇帝③,卻在三十八歲的盛年謝世,其第六子哲宗嗣位后,年

    號元祐。這位“臨朝莊嚴,左右仆御,莫敢窺其喜溫”①的小皇帝,畢竟只有

    十歲,實際是由太皇太后高氏聽政,她一味重用蘇軾等老臣,所以盡廢新法。

    元佑八年高氏卒②,哲宗親政,次年改元紹圣,任章惇為尚書左仆射,以紹述

    熙寧、元豐新政為名,盡復高氏主政時所廢新法。哲宗卒,向大后聽政,罷

    斥章惇,新政又廢。到了徽宗崇寧元年六月趙挺之除尚書右丞,七月李格非

    被列入元祐黨籍。原來崇寧元年“首陳繼述”的不是別人,而是時相曾布和

    傳主的翁舅趙挺之。至于對“首陳繼述”之事和對趙挺之、曾布如何全面評

    價,那主要是歷史學科的課題,與李清照有關系的是由此二人所建議的“紹

    述”,實際上成了“排擊元祐諸人”并株連其子弟的禍根。所以這不是一條

    一般的史料,它說明正是李清照的翁舅趙挺之參與將她的父親李格非推向了

    更深一層的廷爭陷阱。如果趙挺之是一位器識大度的政治家或是一位通情達

    理的長者,此事不一定株連到自己的兒媳。偏偏趙挺之是一個度量狹小,甚

    至是一個眶毗必報的人。陳師道《與魯直書》曾講到這樣一件事:“正夫有

    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文詩,雖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于父,

    幾如小邢矣。”③一個把政治恩怨竟然帶到學術領域的趙挺之、一個對其季子

    都不稍加寬容的趙挺之,一個把對政敵蘇軾的怨恨遷怒于其“親家”的趙挺

    之,又怎能設想他不把為其惱恨的李格非感戴蘇軾之事嫁禍于兒媳李清照

    呢?蘇軾、黃庭堅均為當時的書法大家,趙明誠作為一個廣采博收的金石書

    畫酷愛者,其“錄藏”“蘇、黃文詩”是極為有眼力有意義的大好事。這樣

    ① 趙挺之倡為紹述事與徽宗崇寧二年詔書,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十七、八十八亦有明確記載,可參。 ② 《宋史·章惇傳》。 ③ 《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八謂“帝天性孝友,其人事兩宮,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親愛二弟,無纖毫之間,終帝之世,乃出居外第。總攬萬幾,小大必親。御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為言者,帝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耳。’謙沖務實,終身不受尊號。時承平日久,事多舒緩,帝歷精圖治,欲一振其弊,又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乓,奮然將雪數世之恥,王安石遂以富強之謀進,而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諸法,一時并興,天下騷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祖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馴至靖康之禍。”陳按,對史家此說僅供參考,絕不能一言當否,百世從之。 ① 《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八。 ② 《續資治通鑒》卷人十三對高氏的評價是:“自垂簾以來,召用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幸,栽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陳按:對此評價,亦應斟酌去取,不宜悉加從之。 ③ 《后山居士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的事趙挺之都要加以干涉并為此對其季子翻了臉,又怎能保證他不為自己“進居政府”之事,而對兒媳提出一些不近情理的“政治要求”呢?生活在這樣一位翁舅主宰的家庭里,作為一個出嫁不久的“新婦”,傳主處境之艱難是可想而知的。當然廷爭時松時緊,人事關系也在不斷變化,趙挺之對李格非雖沒有盡到搭救之力,李清照曾為此很傷心,但作為“親家”,他對李格非也不至于一味采取落井下石的做法,后來李清照在《后序》中提到他時,字里行間頗含禮敬之意。上述一切當是傳主作品的政治、心理背景。了解了這種背景,不單是那種曾把情調悲苦的《漱玉詞》說成是作者“貴婦人陰暗心理的反映”的論調不攻自破,就是曾為不少人所接受的什么“明誠負笈遠游”、“伉儷小別”云云,也不再會被普遍認可,從而為李清照研究開辟出一條新的路徑,這也是所謂新構想的旨歸所在。

    第二條材料對元祐黨人子弟雖然很苛刻,但它能否直接威脅到李清照,

    還要看執行過程中的寬嚴程度。其中的關鍵是趙挺之家算不算“宗室”。唐

    宋以來,“宗室”一般是指皇族。趙挺之雖然與皇家同姓,但他并非皇家親

    族而曾被認為“趙、李族寒”①。但是,在唐以前的典籍中,士大夫的支屬有

    的也稱“宗室”①。根據趙挺之的為人說他有臍身于“宗室”之意,當非妄測。

    至于趙挺之為什么要這樣歹毒地對待李清照,原因很明顯,就是在前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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